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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当考试来临时，许多考生习惯于“押题”，即在考试前针对可能要考的试题或者知识点，有针对性地复习。其实，古人对于押题，颇有经验。

要想押题，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。唐朝诗人白居易曾经报名参加了吏部选拔官员的“书判拔萃”科考试，这科主要考察经义和律法知识，判词的写作能力更是考察重点。白居易在备考期间，便自己押题，积累了上百道判词，合编成《百道判》。最终，白居易在考试中脱颖而出，成功获得了进入秘书省工作的机会。

南宋学者吕祖谦创建了丽泽书院，编写了一册《东莱博议》。教材编好后，吕祖谦自己也毫不避讳地说：“（《东莱博议》）为诸生课试之作也。”为了帮助学生们应试押题，里面的所有文章，都可以成为科举考试中的范文。据说学生通过学习《东莱博议》，立竿见影地提升了水平。因此，《东莱博议》后来不仅成为丽泽书院的教材，许多书院也将其选为读本和教材，《东莱博议》一时竟成了畅销书。

明朝前期的成化、弘治年间，科举考试用书开始出现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教材当数《京华日抄》。这是成化年间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时文集，相当于“高考优秀作文选集”。此书一面世，深受士子们欢迎，同类书籍也大量迸涌。

后来，书商们不满足于简单编选，还会邀请各路名家对编选的文章进行点评和分析，帮助考生加强理解，提升八股文写作技巧。比如，明朝的《一房得士录》《阅艺随录》《程文选》等都是此类教材。

明末清初的学者吕留良也做过科考教材的生意。清人王应奎在《柳南随笔》中记载：“本朝时文选家，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，远而且久。”“天盖楼”正是吕留良所经营的，他靠着卖应试教材的生意大发其财。然而，当时的黄宗羲和万斯同却对吕留良的这种行为颇为看轻，甚至调侃这是“纸尾之学”。看来，纯粹以应试为目的却忽视对真才实学的培养，在古代也颇惹争议。

此外，古代还有“考前突击班”。比如，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湖南巡抚丁思孔选拔各府州弟子到岳麓书院教授科举之学，而且“月辄一试，糊名而进”，为了押题，每月都进行模拟考试。各地士子听说之后，纷至沓来：“远方学者闻风向往，虽远在江南闽浙，亦不惮重茧而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