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封禅的时代，那是罪己的时代。

那是征服的时代，那是牺牲的时代。

【资料图】

那是奋发图强的时代，那是摸鱼而治的时代。

那是古人真实的时代，那是是后人想象的时代。

那是顶峰时刻，那是危急关头，那就是汉武帝统治的时代。

武帝封禅

书接上回汉高帝、惠帝、吕后、文帝、景帝60余年的统治，以“摸鱼而治”的经济胜利路线为主流，大汉王朝得以巩固统一，凝聚起强大的国力。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逝世，年纪轻轻的太子刘彻登基，是为汉武帝。

西汉的国策第一次发生了转折。

汉武帝统治的前32年，一改先帝们休养生息的道路，对内“罢百家，尊儒术、收相权，行察举、削王国、改兵制、设刺史、一货币、治黄河、管盐铁、立平准、置均输”。对外“连年出击匈奴，设伏马邑代郡，夺回河套平原，开拓河西四郡，隔绝羌胡联系，深入大漠草原”，致使匈奴远遁漠北，“六畜不繁息”，“妇女无颜色”，汉匈之间的优劣态势彻底逆转，进而平定南岳、西羌、朝鲜、西南夷。从甘肃、青海、云贵到两广、海南，从朝鲜半岛到越南北部，无不在汉的州郡管辖之下，故后世史家称“中国之政，得秦皇而后行；中国之境，得汉武而后定”。

汉武帝时代欧亚大陆形势

元鼎7年（前110）汉武帝东巡泰山，举行封禅大典，当年改元“元封元年”，封禅者“王者功成治定，告成功于天”，也就是主线任务完成的意思。汉武帝举行隆重的封禅仪式，无异于宣布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同时封禅又是一个转变统治政策的窗口期，因为元封年间的社会形势已经不容乐观了。宏伟的功业背后，往往是沉重的阴影，每一次汉军的出击，都伴随着征发兵役，增收重负，再加上各级官吏层层加码，中饱私囊，以至于“去者便居者扰”，人民大量流亡以逃避服役。

武帝封禅示意图

汉武帝曾制定流民法，试图禁止重赋，但并没能解决人民流离失所的问题。元丰4年关东流民已达到200万口，没有入户籍的黑户达到40万口。面对民生的多艰，一批“专家”建议把流民迁徙到边疆，既能充实新开拓的土地，也可以惩戒不安分的刁民。汉武帝听了气得把提议的“专家”全部革职查办，并重责丞相质问道：“当下流民越来越多，但赋税指标没有下调，你也不督促官吏抚恤民生，动动嘴就要流放40万人，如此的"摇荡百姓’，真亏他们说得出口”。汉武帝主张通过安抚而不是惩戒的手段来解决流民问题，已经透露了转变政策的倾向。

历史总是会开玩笑，与民休息的时代并没有如期到来，反而是汉武帝又发动了新的战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父子战争

元封年间与民休息的苗头为什么不了了之？

一方面武帝开疆要开到什么程度，汉武帝自己心里也没数。这从元封元年以后，汉武帝反复开战，又反复封禅，前后八次向上天宣布完成使命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武帝也不知道哪次封禅算是终点。后来的赵宋平蜀而不望大理，朱元璋列出长长的“不征之国”名单，就是为了防止扩张无度。另一个原因我们在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里找不到答案，《资治通鉴》提供了司马迁、班固没有收录的关键史料，从中可见太子刘据对政策的摇摆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。

电视剧《汉武大帝》刘据形象

刘据是武帝的嫡长子皇后，卫子夫的儿子，大将军卫青的外甥，他少年得宠，7岁被立为太子，然而随着太子的成长，汉武帝发现刘据是一个“仁恕温谨”的人，“嫌其材能少”不像自己，自然也不会继承自己开边兴利的雄才大略。一方面是太子的性格，不能使汉武帝满意，另一方面王夫人、李姬、李夫人也先后产下皇子，卫皇后和太子母子所受的宠幸大不如前，这使他们深感不安。于是汉武帝向自己的小舅子，卫皇后的娘家人卫青诉说衷肠，说

“汉家庶事草创，加四夷侵凌中国，朕不变更制度，后世无法；不出师征伐，天下不安。为此不得不劳民。若后世又如朕所为，是袭亡秦之迹也。太子敦重好静，必能安天下，不使朕忧，欲求守文之主，安有贤于太子者乎！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，岂有之耶？”

武帝让卫青转达自己的意思，好好安抚他的妹妹和外甥。汉武帝这番话透露了他对于国策转折的两点认识。第一，以太子的性格不可能做出变更制度，出师征伐的事业，在自己的有生之年“不得不劳民”。第二，“若后世又如朕所为，是袭亡秦之迹也”，意思是转变政策确实有必要，但还没有迫在眉睫，只要在后世完成就可以了。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，汉武帝虽然清楚人民的负担，但只是在必要时稍加抚恤，总体政策仍然是再苦一苦老百姓，抓紧有生之年开疆拓土。

当时，匈奴虽然在正面决战中遭受重创，但在西域诸国仍旧发挥着影响力，尤其是地跨今新疆、甘肃的楼兰、姑师两国，不但为匈奴侦察情报，甚至出兵截杀汉使。元丰三年（前108）汉军发起特别军事行动，攻破楼兰、姑师，将亭障和长城延伸至玉门关，使西域大国乌孙接受汉的和亲，但仍没有完全达到折服西域各国，消除匈奴势力范围的目的。

汉武帝时期西域诸国形势图

汉军继续西进，目标指向了国富兵强的大宛。

大宛国倒霉的原因是那里有一种土特产，汗血宝马。学者们分析高大雄壮的汗血宝马既可以改良马种，有效提高骑兵的战斗力，同时又协助汉武帝升天求天的功能，因而有“天马”之称。太初元年（前104）汉军逼降大宛，将屏障延伸至盐泽，也就是今新疆的罗布泊一带。次年，汉廷策反匈奴贵族，派出曾随霍去病扫荡漠北的将军赵破奴领兵两万人出击，计划里应外合铲除单于，彻底消灭匈奴之患。由于这一图谋被单于识破，汉军身陷重围，全军覆没，赵破奴竟被生擒，汉匈重燃战火。此后，汉军多次出击失利，损失惨重。

连年的战火使本就艰难的民生雪上加霜，以至于“海内虚耗”，“天下骚动”。天汉二年（前99）关东农民揭竿而起，起义遍及各地，多则数千人，少则数百人，掠夺乡里，横行一方。甚至到了攻打城邑杀二千石的地步。汉武帝不得不孤注一掷，发兵残酷镇压，侥幸度过了危机。当时的汉王朝“师行三十余年，天下户口亡其半”，已经极度的危险。穷兵黩武的统治方式让太子刘据痛心疾首，可每次刘据觐见，武帝都要拒绝说“我把劳苦承担下来，把安逸留给你，难道不好吗？”

长期以来武帝和太子因意见分歧，分别成为两个意见领袖，主张与民休息的“宽厚长者”聚集在太子周围，而追随武帝开边、兴利、改制、用法的官员占多数，掌握更大的权势。他们担心太子取代武帝后，自己将失去恩宠，乃至遭到清算。于是群起而攻击太子，朝堂上遂形成皇帝、太子两个政治集团对峙的格局。

卫皇后的娘家靠山卫青在元封5年（前106）就早早去世，使太子集团更加的孤立无援，给武帝留下了“誉少而毁多”的印象。征和二年（前91）武帝与太子爆发了公开的冲突。起因是丞相公孙贺被告发埋人偶入土，诅咒汉武帝，公孙贺被捕后死于狱中，而接任丞相的是与李家外戚联姻的刘屈氂，刘屈氂的亲家是李夫人的兄长，征服大宛的将军李广利，李夫人和武帝育有昌邑王刘髆。刘屈氂和李广利当然有意让刘髆取代太子之位，这使刘据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。

更要命的是，此时的武帝正卧病在长安城外的行宫——甘泉宫。

素来想要除太子而后快的酷吏，江充抓住时机向武帝进言，说长安城兴起巫蛊之事将要对圣上不利，武帝虽令江充彻查此案，江充率巫师到处发掘，宣称在太子宫中发现人偶。太子闻讯大惊失色，担任太子少傅的石德非常敏感，他分析当下的形势，皇帝卧病在外，音讯断绝，存亡未可知。奸臣把你往死里整，这是什么剧情？这是秦始皇去世时公子扶苏遭遇的剧情啊。太子刘据听罢猛然醒悟，原来刘须氂、江充之流，是想要吃寡人的人血馒头，强行制造从龙之功。

刘据当机立断，假传武帝旨意杀死江充，召集数万军队抢占京畿重地，攻击丞相府，企图掌握局面。然而，令他没想到的是汉武帝还没死，太子这一套组合拳就成了临过东炸北溪，恐怖分子的无耻偷袭。汉武帝勃然大怒，令丞相刘须氂发兵绞杀太子逆党。太子刘据寡不敌众，兵败自杀。太子的“谋逆”牵连出一场血腥的屠戮，数万人因此而丧命，卫皇后自尽而亡，她的子孙三代全被株连而死。曾经红极一时的卫氏家族就由此灭族，从匈奴逃回的将军赵破奴也被卷入而族诛。

经过征和二年的“巫蛊之狱”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“守文之主”刘据死于非命，汉武帝又将如何把控国家的航向，避免大汉王朝重蹈“亡秦之迹”呢？

罪己诏

征和三年（前90）巫蛊之狱的第二年，汉帝国发生了两件大事。第一件事，是汉军兵分三路北上要和匈奴死磕到底。第二件事，是汉武帝冷静下来以后，想通了巫蛊之狱的诸多疑点，负责管理高祖陵的郎官田千秋，应该是看透了武帝的心思，给天子递出了台阶。他自称梦见一位长者认定太子有冤情，我不说您也知道他是谁。武帝一听，有资格给管理高祖陵的高寝郎托梦，那肯定是先祖刘邦的英灵。于是下令彻查巫蛊的真相，为刘据昭雪平反，构陷太子的罪魁祸首江充早就被太子当场击毙，武帝又下令族灭其家，而有意推波助澜，谋划铲除太子，扶持昌邑王刘髆的刘屈氂和李广利家族也遭到了严厉的清算。丞相刘屈氂被腰斩，代高祖揭露太子之冤的田千秋接任了丞相，将军李广利之妻被下狱，昌邑王刘髆也没能成为新的太子。

那么李广利本人是什么下场？

平反巫蛊之狱时，李广利正出征在外，在兵分三路进击匈奴的大军中担任中路指挥官，听说武帝清算了自己的妻子和亲家以后，绝望的李广利径直投降匈奴。中路汉军因此而全军覆没，东路军也无功而返，西路军在回师途中死亡数千人，根除匈奴的行动，再次遭到惨痛的失败。这一战虽然不至于扭转卫青、霍去病时代确立的战略优势，但无疑是大大增加了边防压力，也削弱了汉在西域的威信。为此失利的第二年，丞相田千秋、御史大夫商丘成、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人联名上疏，要求加强边防，出兵在轮台屯田，增置校尉、斥候，继续继续向西延伸屏障，以威慑西域诸国，为再次进攻匈奴做准备。

汉武帝的钱袋子

但是，这一次一贯采取强硬态度，对开疆拓土充满热情的汉武帝拒绝了。丧子以后，年事已高的天子，根本没有满意的接班人，改弦更张的任务落在了汉武帝自己的肩上。

这一年是征和4年（前89）汉武帝颁布《罪己诏》。

《罪己诏》讲了三层意思：

一是检讨“曩者朕之不明”，导致了军人的牺牲和百姓的负担，“悲痛常在朕心”。二是拒绝丞相等人屯田轮台延伸屏障的计划，强调这将会“扰劳天下，非所以忧民也，今朕不忍闻”。三是宣布国家当务之急是“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利本农”。与民休息，边防只需补充必要的缺口，不荒废，武备为止，不可过度的扩军。

从此，汉武帝不再出兵征伐，从元光元年汉在马邑设伏，诱击单于开始，至此44年大汉武力开边的国家战略终于转折，这个转折本该安排在第一次封禅以后，“功成治定”与人休息，那将会拯救数以万计的生命。武帝的“仁圣之悔”来的太晚了一些，但可贵的是，汉武帝终究赶在局势还能挽回之际，颁下了罪己诏，及时止住了更加严重的后果。

班固修汉书评论道，频繁的战争导致“民力屈，财用竭”，镇压农民起义，“断斩於郡国，然后胜之”“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，而下哀毁之诏，岂非仁圣之所悔哉”。“身在此山中”的天子毕竟不是先知，作为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早期皇帝，汉武帝提供了一次专制帝王处置危局的成功探索，而伴随国策转变的，是进一步清算加害太子的凶手。

提出屯田之议，引发罪己诏的三人，丞相田千秋因为太子伸冤而得到提拔，被封为富民侯，以示思富养民之意。搜粟都尉桑弘羊，精通理财之道，有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”之名，而且没有参与巫蛊风波，继续得到重用。御史大夫商丘成的命运就不一样了，他因镇压太子而升官封侯，在罪己诏的次年获罪被逼自尽，包括商丘成在内因击太子而封侯者，在两年之内全部被处死或逼死，甚至实际上只是外戚工具人的昌邑王刘髆也很快不明不白的死去。

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制度

武帝对尚军功用酷法的官员的清洗，既是为已故的太子昭雪，也是为转变统治政策扫清障碍。汉武帝后元二年（前87），统治大汉王朝54年的刘彻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临终时刻，他将丞相田千秋，升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，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之弟霍光等五位重臣召至榻前，令他们辅佐年仅7周岁的幼子刘弗陵继承大统，是为汉昭帝。经过武帝最后3年的清洗和提拔，昭帝朝的顾命大臣全都认同经济胜利路线，但在具体政策上仍然存在分歧。分歧的焦点是盐铁专卖政策，汉武帝的军事胜利路线导致国库开销巨大，国家垄断了利润极高的盐铁行业以获得充足的资金，在霍光一派看来，这种“与民争利”的垄断经营早就不合时宜，应当废除，但桑弘羊等理财官员仍坚持专营制度。

汉昭帝始元6年（前81）霍光召集各地知识分子60余人来到长安，与桑弘羊等官员探讨盐铁专营制度的存废问题，史称“盐铁会议”。会议前后持续了5个月之久，在野知识分子们终于有机会清算民生的艰苦，与理财官员爆发了激烈的辩论。从盐铁专卖出发，把方方面面的国家政策全都商榷了一遍，最终决定全面废除官营酒榷，部分取消铁器的专营。第二年霍光借燕王谋逆案打击政敌，将桑弘羊处死，财政大臣下台，丞相办完白事也走了，霍光实现了大权独揽。

公元前74年，年仅20岁的汉昭帝病故，霍光先拥立了昌邑王刘髆的儿子刘贺，不过才27天就将他废黜，从民间迎接刘据的儿子刘病已继位，是为汉宣帝。霍光废立皇帝的选择，体现出巫蛊之狱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。在霍光的主持下，昭宣朝廷减免税收，恢复生产，整顿吏治，节制征伐，重新走上了文景的老路，使得“百姓充实，四夷宾服”，史称“昭宣之治”。

霍光辅政

《汉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对巫蛊之狱的前因后果有不同的解释。

一种广受赞誉的观点认为，《汉书》对巫蛊之狱的认识较浅，班固讲的是一个“颜值即正义”的故事。太子刘据与武帝的冲突源于卫皇后年老色衰，武帝移宠于其他夫人和皇子，而《资治通鉴》看到了更深刻的问题，与刘据、卫皇后处在同一利益集团的卫青过早的去世，刘据失去娘家人的强力支持，这才招来臣下肆无忌惮的诋毁构陷，以至于卫家终被灭门，更重要的是武帝和太子的冲突，不仅是争宠泄愤和权力争夺，而是领导大汉往何处去的政见斗争。这一波争宠的解释在第一层，权力斗争的解释在第五层，而揭示政见之争的本质才在大气层。

汉武帝轮台悔过

然而在另一派观点看来，根本没有什么大气层，也没有什么国策转变下，下《轮台诏》停止屯田，只是战术策略的调整，如果汉武帝再多活几年，还是会继续用兵。

那个改弦更张的汉武帝，完全是司马光杜撰出来的！

手搓汉武帝

俗话说得好，奇变偶不变，孤证不能信，太子的政见之争以及汉武帝的全面悔过，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均无记载，只是在《资治通鉴》里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强调，这可信吗？

俗话说物远像近像变小，史料越近越实锤，《资治通鉴》的珍贵价值主要在于离北宋不远的唐史。至于汉武帝距离司马光的时代已经1000年左右，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和司马光的距离。司马光编写的汉武帝史实可靠性当肯定不如汉书，就像我们今天对司马光事迹的了解，肯定不如宋朝人一样，而且《资治通鉴》的史料来源过于的兼收并蓄，甚至连低俗小说《赵飞燕外传》都采用了。如此俗不可耐的书，相信朋友们和我一样毫无兴趣，我让我朋友替大家读了一下。

我问：“这本书怎么样？”

他说：“特无聊，我也就看了四五遍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无聊要看四五遍？”

他说：“我从文学的角度赏析作者的文笔功力。”

我问：“这种标题党还功力，明明主要在写赵合德，还叫个赵飞燕外传？”

他说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…………

之所以《资治通鉴》有些地方“张口就来”，并不是因为司马光的学术素养不过硬，而他不按原则办事，别的小朋友都在想怎么捞人，他连缸都给你砸了。别人说US dollar,他硬说是刀，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糊涂的高手。

从南宋时期学者就对司马光夹带私货的做法颇有微词，最有名的是朱熹的评价。“温公修书，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，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，《通鉴》此类多矣。”像什么

“震惊！杨广迁都洛阳，竟因算命先生一语泄露天机”；

“内幕：两大将军不肯无耻偷袭，拒绝玄武门兵变军令”；

“杨贵妃给干儿安禄山洗澡，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”等等。

对于这些报论，后世学者普遍认为连我都能看出来不靠谱，司马光能看不出来吗？之所以把来源于野史小说的情节写进《通鉴》，终究还是为了“资治”，是要借此教育圣上，不要搞封建迷信，不要搞阴谋诡计，不要搞颜色。

资治通鉴对卫太子路线和汉武帝悔过自新的独家报道，主要来源于《汉武故事》的一个片段。汉武帝出海求神仙，被大风大浪劝退了，他表示“朕即位以来，天下愁苦，所为狂悖，不可追悔。自今有妨害百姓、耗费天下者，罢之。”随即同意把求仙问药的方士全部遣散。

那么这本书《汉武故事》是否可信？

《汉武故事》的全貌早就看不见了。我们今天只能从其他书摘抄引用的部分来“管中窥豹”，能窥见的故事包括但不限于“霍去病拒绝云雨续命失败，汉武帝从了仙女益寿延年，汉武帝会见西王母获赠仙桃，东方朔被逐出天庭被允回归”等等。显然汉武故事的确非常“可信”，它书如其名就是个故事。

东方朔偷桃

汉武帝寿辰之日，宫殿前一只黑鸟从天而降，武帝不知其名。东方朔回答说：“此为西王母的坐骑"青鸾’，王母即将前来为帝祝寿。”果然，顷刻间，西王母携7枚仙桃飘然而至。西王母除自留两枚仙桃外，余5枚献与武帝。帝食后欲留核种植。西王母言：“此桃三千年一生实，中原地薄，种之不生。”又指东方朔道：“他曾三次偷食我的仙桃。”据此，始有东方朔偷桃之说。

其实司马光据以修史的汉武帝痛改前非的那段文字，其实还有后续剧情，那就是从此不再求仙未药的汉武帝身体每况愈下，不久就驾崩了。人家《汉武故事》讲这个事，主要是想告诫读者，在得道成仙的路上一定要持之以恒，不要半途而废。可司马光断章取义，把人家观点都给改了，愣说汉武帝为了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辙而全面改变治国路线。之所以如此操作，当然还是为了《资治》，是要告诫圣上，千万别信王安石！

司马光为什么要写《资治通鉴》呢？

因为在那个时代，依靠看不见的手——司马光摸鱼路线和依靠看得见的手——王安石新政路线势成水火。宋神宗跟司马光说，朕把两个币都投给王安石了，爱卿先把国事放一放，休息休息，下次一定。司马光离开京城，胸中憋着一口气，编撰了《资治通鉴》，他极力强调汉武帝开疆拓土的另一面是民生的凋敝，建构出一个幡然悔悟，改弦更张的晚年汉武帝形象，以此来疯狂暗示像王安石那样折腾，只会重蹈秦朝的覆辙，汉武有情亦罪己，人间至道是摸鱼。

资治通鉴残稿

有人看它是历史书，有人看它是“白皮书”。这上面也成了新旧党争的战场。北宋时期新党曾强烈要求销毁《资治通鉴》的印版，禁绝其流通，等到南宋时，反对新法的两浙转运使范冲又主持刻印《资治通鉴》，眼看着印版就要雕好，范冲被调走了。接任转运使的王琮是新党，一上台又把这“奸淫邪术”的雕版给砸了。

正如我们这个世界一样，不同的物理状态叠加存在，只有当观测发生的时候，叠加状态才会按某种概率坍缩到观测所选择的状态之一。历史也是如此，“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”，对彼时彼刻的记忆和书写总会有意无意的受到此时此刻的影响，从而有的人说“刀”，有的人说“dollar”，也有人说“到了”，就像《资治通鉴》一来，汉武帝的悔过就到了。

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相信哪个汉武帝呢？快到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如果觉得内容有点意思，还请大家多多评论或者点赞，各位的意见是up主最宝贵的财富。

二客东南名胜，万卷读书事业，尝试与君谋！